《戊戌政变记》是一部详细记录1898年中国戊戌变法及其失败过程的重要历史著作。该书系统梳理了变法运动的背景、发展、高潮及最终被镇压的经过，深刻揭示了晚清政治变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书中开篇即指出，中国自鸦片战争后，面对外患日亟的局面，寻求变革的呼声已持续六十余年。这一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最初仅注重西方船坚炮利，兴办制造局、翻译馆；随后渐知西方富强源于学校，开始创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甲午战败后，朝野始知旧法不足恃，纷纷言变法，但多数人仍只知西人强在兵械，而未解其政法、学术之本；直至胶州湾事件后，朝廷震动，康有为上书请定国是，变法之议乃决。光绪皇帝于四月二十三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标志着变法维新正式拉开序幕。

诏书下达后，光绪帝接连推出一系列新政举措：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设立京师大学堂，命各省府州县将书院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鼓励译书、办报，广开言路，允士民上书言事；裁撤冗官冗衙，整顿吏治；发展农工商实业，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等机构。这些措施旨在破除积习，振兴庶务，力图自强。皇帝求治心切，屡下严旨，敦促大臣实力奉行。然而，守旧势力根深蒂固，诸多大臣阳奉阴违，敷衍塞责，改革阻力巨大。

著作深入分析了政变发生的深层原因。指出变法触及了守旧派的根本利益，尤其是废除八股、裁撤闲衙、破格擢用新进人士等举措，使众多旧臣失去安身立命之所，因而群起反对。慈禧太后长期掌握实权，光绪帝虽欲有所作为，却无完整用人行政之权。守旧大臣如荣禄、刚毅等，内恃太后为护符，外结疆吏为奥援，对新政多方阻挠。他们散播谣言，诬蔑康有为等维新派“大逆不道”，离间两宫，最终促使慈禧太后决心发动政变，重新训政。

关于政变的直接导火索，书中提到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一环。光绪帝曾召见袁世凯，冀其支持新政，但袁却向荣禄告密，泄露维新派意图借助袁世凯兵力围颐和园以保护皇帝的计划（此事真伪历来有争议，书中采信此说）。此举使守旧派得以抢先动手。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还宫，宣布重新训政，幽禁光绪帝于瀛台，下令逮捕维新人士。

政变后，新政尽废。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发布诏书，推翻此前大部分改革措施：恢复已裁撤的詹事府等衙门及冗员；禁止士民上书；废官报局；查禁全国报馆，严拿主笔；禁止立会，拿办会员；恢复八股考试；停办经济特科等。维新人士遭到残酷镇压，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戊戌六君子”被捕遇害。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被迫流亡海外。支持变法的官员如陈宝箴、江标、徐仁铸、张元济等或被革职，或遭永不叙用。一时之间，缇骑四出，海内震动，维新事业遭受重创。

著作还专章记述了“戊戌六君子”的生平事迹，展现他们忠君爱国、锐意改革、视死如归的精神风貌。例如，康广仁是康有为之弟，积极参与新政，认为废八股为救中国第一要事，临刑前从容不迫。杨深秀在御史任上屡上新政奏折，政变后不畏权势，诘问光绪被废之故，终致遇害。他们的牺牲，深刻暴露了顽固势力的凶残和变革的艰难。

最后，著作探讨了政变后中国的政局走向及与外国的关系。指出慈禧太后及守旧大臣的政策以敷衍为主义，对内压制维新力量，对外则倾向于倚仗俄国，其练兵等举措实为巩固满人统治、防范汉人。认为当时英、日等国并不乐见中国被瓜分，但清政府之腐败守旧，使中国丧失改革机遇，危机日益深重。

全书以大量诏书、奏折、当事人记述等第一手材料为基础，详细梳理了戊戌变法的全过程，深刻分析了变法失败的内外原因，表彰了维新志士的献身精神，揭露了清廷顽固派的腐朽反动，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和视角。其记载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对改革与守旧、帝党与后党、内政与外交等问题的剖析，亦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