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详细梳理了明末天主教传教士金尼阁从欧洲携大量书籍来华的历史事件。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金尼阁与二十余名教士返华，携带教皇所赐七千余部西文图书，内容涵盖神学、哲学、历法、数学等多领域。这批书籍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运抵澳门，但因明末局势动荡，仅部分运至北京，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汉文史料如杨廷筠《代疑编》、李之藻《天学初函》序言等，均提及“七千部”图书的传入，称其“皆天人之学及历法度数之书”。徐光启、王徵等士大夫积极推动翻译工作，如《远西奇器图说》即选自其中。然而，反教人士如黄贞、许大受等质疑其动机，认为西学实为传教工具。清初以后，这批书籍逐渐散佚，直至20世纪在北堂图书馆发现残本数百册，包括拉丁文、意文、德文等文献，成为研究明清西学东渐的珍贵资料。

新发现的金尼阁书札显示，他受龙华民指示，在欧洲精心搜罗书籍，旨在为中国教会建立图书馆，以学术传播辅助传教。拉马尔指出，这批书籍的征集遵循系统计划，侧重科学著作，符合耶稣会“学术传教”策略。残存书目可见烫金教宗徽记，装帧精美，部分藏于北堂图书馆，至今仍具研究价值。

《明代白莲教考略》探讨白莲教从宋至明的演变，分析其与摩尼教、弥勒信仰的融合，及在元末反元斗争中的作用。入明后，白莲教转为秘密结社，屡遭镇压，却持续活跃，与流民、矿徒结合，成为明代社会动荡因素。作者指出，白莲教虽在明初受压制，然其“反现状”精神潜藏民间，对后世民间反抗运动影响深远。

《明末耶稣会士的儒教观及其反应》聚焦利玛窦等传教士对儒学的态度。他们采取“补儒易佛”策略，认同古儒经典中的“上帝”与天主教“天主”相通，但排斥宋明理学，批评其“太极”“理气”之说与一神论冲突。此举引发儒佛人士反弹，如沈淮奏疏攻讦西教，杨光先着《不得已》斥其“乱儒”。这场思想碰撞既推动西学传播，也激化本土文化对异质思想的排斥。

《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考》考证明成祖所封“大宝法王”的藏传佛教背景，指出其属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永乐年间，成祖遣侯显迎请第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至南京，册封“大宝法王”，旨在通过宗教纽带巩固边疆。此举体现明廷对藏传佛教的笼络政策，亦反映汉藏文化交流的政治意涵。

《崇祯帝之撤像及信仰》分析崇祯朝宫廷宗教政策的变化。崇祯初年，受徐光启等教徒影响，撤除宫中佛像，甚至熔铸充饷，引发“奉天主教”传闻。然皇五子慈焕病逝后，崇祯转向佛道斋醮，复设佛像，信仰呈现摇摆。此现象折射明末宫廷在政治危机中寻求精神慰藉的复杂心态。

《永历太妃遣使于罗马教皇考》记录南明永历朝廷与罗马教廷的交往。永历生母王氏（圣名烈纳）遣耶稣会士卜弥格携国书赴罗马求援，书信现存于梵蒂冈档案馆。此举虽未挽救南明危局，却成为中西外交史上一段独特插曲，体现天主教在明清鼎革之际的传播态势。

《明代诸帝之崇尚方术及其影响》系统梳理明代皇帝与佛道方术的关系。从太祖倚重周颠仙、张铁冠，到世宗宠信邵元节、陶仲文，炼丹斋醮盛行。方术介入政治，如宪宗传奉官、世宗青词宰相，导致朝纲紊乱。此风加深财政负担，加剧社会矛盾，成为明代衰亡的诱因之一。

这些研究从书籍流通、宗教互动、思想碰撞、政治信仰等多维度，揭示明清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汇与冲突，展现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复杂的历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