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研究》是崔万秋所著的一部系统研究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学术著作。全书围绕《资治通鉴》的编纂背景、成书过程、内容体例、史学方法及后世影响展开深入探讨，呈现了这部史学巨著的完整面貌。

著作首先梳理司马光的生平事迹，展现其作为宋代名臣与史学家的双重身份。司马光历仕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政治生涯跌宕起伏。他在元祐年间执掌朝政，推行废除新法的政策，史称“元祐更化”。然而其毕生心力倾注于《资治通鉴》的编纂，自治平三年受诏修史，至元丰七年成书，历时十九载。该书以编年体形式记述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五代后周世宗期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共二百九十四卷。

编纂团队堪称极一时之选。司马光邀请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学者参与修史，各依专长分工作业。刘恕精通魏晋南北朝史，范祖禹专攻唐史，刘攽擅长汉史。这种分工协作的模式保证了史书的质量。修史过程中参考了大量文献，除正史外，杂史、笔记、文集等达三百二十二种之多。司马光还创立了考异体例，对史料进行甄别比较，编成《通鉴考异》三十卷，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

著作详细分析了《通鉴》的编纂方法。在叙事手法上，司马光采用追叙法，以“初”“先是”等词语交代事件背景，使编年体史书也能呈现事件的完整性。全书叙事简洁明快，避免空发议论，重要史实后附“臣光曰”进行点评，既保持了史实的客观性，又表达了著者的历史见解。这种夹叙夹议的方式成为后世史书编纂的典范。

《通鉴》的史学思想具有鲜明特色。司马光强调“名分”观念，认为礼制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纲纪。但在正统问题上持相对开放的态度，不囿于正闰之辨，主张“据其功业之实”记述历史。这种实事求是的史学观较之后世朱熹《通鉴纲目》的严格正统论更为通达。

著作还探讨了《通鉴》对后世史学的深远影响。袁枢据其编成《通鉴纪事本末》，创立新的史书体裁；朱熹改编为《通鉴纲目》，强化春秋笔法；胡三省作《通鉴音注》，成为权威注本。历代续作纷出，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毕沅《续资治通鉴》等，形成完整的通鉴系列。王夫之《读通鉴论》则代表了对《通鉴》的批判性继承。

作为史学著作，《通鉴》也存在一些争议。有学者指出其记事间有前后失照之处，对某些事件的记载过于简略。但总体而言，该书以其宏大的体例、严谨的考订、精炼的文笔，成为编年体史书的巅峰之作。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编纂宗旨，使《通鉴》超越单纯的历史记载，成为一部资政育人的经典。

《通鉴研究》通过系统梳理《资治通鉴》的成书历程、内容特点和学术价值，为读者深入理解这部史学名著提供了重要参考。著作不仅展现了司马光卓越的史学成就，也揭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编纂传统与学术精神。在当今史学研究中，《通鉴》的编纂方法与史学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