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新义》是一部系统探讨历史研究方法的理论著作，作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剖析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领域。全书从史料的性质与考订方法入手，逐步深入至史实编比与社会演化的分析，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历史研究方法论体系。

书中开篇即指出，史料作为过去行为的遗迹，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作者将史料分为直接遗迹与间接遗迹两类，强调社会科学习惯依赖文字史料，因其能间接反映人类物质利益相关的现象。史料的价值取决于其与事实的关联程度及撰述背景的可信度。作者提醒研究者需警惕轻信倾向，避免受文字表面权威或数字精确性的误导。

考订工作是历史研究的核心环节。书中详细阐述了考订的三步流程：诠释考订旨在厘清撰人原意；诚伪考订侧重判断记载的真实性；正确考订则评估观察的准确度。作者特别指出，考订精神本质上是反直觉的，需要培养对史料保持审慎质疑的习惯。他批评了司法证据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局限性，主张采用分析的方法将史料分解为最小单元进行逐一验证。

在探讨社会事实的特殊性时，作者强调其主观心理属性。政治、经济等社会现象本质上都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产物，例如财产权源于观念而非实物本身。这决定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借助心理分析的方法。书中对比了生物学、统计学等学科方法的适用边界，指出社会演化并非有机体式的自然进程，而是人类意志与习惯变动的结果。

关于历史编比方法，著作区分了并时编比与连续编比两种路径。前者着眼于特定时期社会全貌的重建，后者追踪现象随时间推移的演变轨迹。作者主张采用问题导向的研究策略，通过设问引导史料的组织与解读。他特别强调比较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对比不同社会群体的整体演化，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书中专章讨论了社会史研究的现状与困境。作者指出，经济史、人口史等社会史分支相较于政治史、文化史发展明显滞后。这种滞后既源于社会事实的隐蔽性，也受制于相关史料的分散与主观性。他呼吁打破学科壁垒，在通史框架下整合各类社会现象的研究。

该著作最后回归中国史学的独特传统，梳理了从孔子修《春秋》到浙东史学的演变脉络。作者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念与西方实证史学相呼应，倡导以科学方法革新传统史学。全书始终贯穿着对历史科学性的追求，既重视考据的严谨性，也关注宏观解释的建构，为现代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通过融合中西史学精髓，这部著作不仅系统总结了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更深刻揭示了社会事实的心理本质与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其提出的分析框架至今仍对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尤其在如何处理主观性与客观性、个别与整体、变迁与延续等核心议题上展现了持久的学术价值。